五、佛学研究方法论

　　20世纪的学者们就其研究佛学的出发点，大体上可分为教界、学界两大阵营。教界学者的
    共同特点是具佛教信仰，其研究佛学，多怀有建立安身立命之本、弘扬佛法的目的；学界学
    者的出发点和对佛教的看法各自不同，其共同的特点是非为信仰佛教、弘扬佛法而研究佛学
    ，其研究方法基本上都遵循学术界的通行规范。教界学者虽然未必尽能遵循学界学术规范，
    而其研究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界于两大阵营之间或兼属两
    大阵营，即信仰佛教而在学界从事佛学研究工作者，其研究方法多不违学术规范而又有不同
    于一般教外学者的特点。
    

　　可划归这第三类学者的蒋维乔，曾撰《怎样研究佛学》长文论佛学研究。文中说研究佛学
    须先做好两项基本工作：一是通过佛学概论类书籍的研读，掌握经系统研究过的佛教的普遍
    概念，抓住其根本原理，因一切典籍、宗派、学说，"无非是拿这个根本原理做中心所演绎
    "。二是通过研读印度佛教史之类的书，理解佛教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其次
    要从源至流，从《阿含》等佛经到依经释经之论及印度、中国诸派诸宗之学，"必须对各宗
    都经过相当的研究，然后再站在各宗之外，去把整个佛教鸟瞰"。强调一宗一派之说不足以
    概佛教之全，对各宗学者的注疏应善抉择，不要被一宗一家之说所囿，蒋氏虽然主要就把握
    佛陀教旨而言，但其所说方法步骤，是所有研究佛学者包括教外学者也应遵循的路径。蒋氏
    还按研学次第，列举了百余种必读书目。此文作为研究佛学的入门指导，对当时青年人研究
    佛学起了不小的作用。
    

　　居士界佛学泰斗欧阳渐，对研究方法十分重视，撰有《今日之佛法研究》、《谈内学研究
    》专论佛学研究方法。他强调佛学研究与外学(其他学问)应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内学为
    结论后之研究，外学则研究而不得结论者。"(《内学》第二辑《谈内学研究》。)
    因为佛学从佛陀所证寂静圆明的出世智流出，不可以世智相求，在研究上有苦无出世现量
    、世智不足以范围两大困难，若专凭世智思量，则将漫无归宿。不得已而研究之，只有假借
    圣言量为比量，信将来久远可证得出世智。研究方法，要在"多闻熏习"(他力)、"如理作
    意"(自力)。有四忌：一忌望文生义，二忌裂古刻新，三忌蛮强会违，四忌模糊真伪。又须
    注意两大问题；一是"须明递嬗之理"，即弄清佛陀说法大小空有义理兼具，后经菩萨发挥
    ，部派兴诤，龙树、无著发扬大乘，流传东土，经唐人荟萃。二是"须知正期之事"，对旧
    存经籍，须鉴别真伪，不轻置信，考订散乱异译，勘定佳本，细心研读，广学深思，以至引
    发无漏慧，自作抉择；又须借助梵、藏文，翻译参照，并广采时贤之论，即便其论未必谛当
    ，也可能因其反面而见正面。欧阳渐"结论后之研究"的基本方法，自难被学界所接受，但
    这可谓教界学者也是古来佛教大德对待佛学的基本立场，其所强调的佛学与世学绝然不同之
    点，及研究佛学的两大困难，应是所有研究佛学的人应予注意的。佛学有其迥异于世学的特
    质，乃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它作为一种流传于人间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当然也有与世间
    学问共同之点，这通常为学界学者的主要着眼点，而为欧阳渐等教界学者所忽视。欧阳渐依
    自力闻思抉择，以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自成一家之学，其功不可没，然而他主要以印度法相
    唯识学(其实只是唯识十家中的护法一家之学)作为佛法准衡，以此否定中国化的佛学，也未
    免有失偏颇。
    

　　欧阳渐的学生、助手和事业继承者吕澂，按师教孜孜研讨，运用梵、巴利、藏、汉各种文字
    的佛典对比参校，硕果累累，成为佛学研究的一代巨匠。但他并未取欧阳渐"结论后研究"
    的方法，而强调"实事求是，分析批判"(《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13页。)，实际
    上主要采用学界通行的研究方法，而有自己的特点。他在《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论》中说
    ，应采用"一般哲学史和一般佛教史的研究方法"，"同时注意到佛学本身的特殊范畴和特
    殊规律等方面"。在研究中国佛学时，应注意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关系，注意印度佛学的
    发展变化施予中国佛学的影响及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区别。同时，应注意译者的辨伪、时
    代错误的订正、原义的寻究、年代异说的判决四个要点。以上方法，使吕澂在
    佛学研究上结出了为国内外学界所赞许的丰硕成果。但从教界的一般立场看，吕澂的研究成
    果虽有其价值，
    但其佛学研究过多侧重一般哲学史的方法，对其师欧阳渐所强调的佛学的特殊性，未免有所
    忽视。他证伪《楞严》、《起信》，否定"心性本觉"，与他的研究方法不无关系。
    

　　教界学者中，最能代表传统佛教大德对待近代学术研究方法基本立场的人物是太虚。他申
    明自己"非研究佛书之学者"(《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意谓他认为佛法乃
    修证之学，与世间学问不同，他自己志在如法修证并弘扬佛法，所有著作，皆为振兴佛教、
    弘济人群之方便，非学术性的著作。他一再强调佛学与世学尤其是与"向学说上推论得来"
    的西洋学术迥异，乃"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佛陀之智慧非后学所及，今人之证悟往往低
    于古人，与西洋思想的进化历程适相反对，用西洋进化论的哲学史、思想史方法治佛学，乃
    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他在《评(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中说："吾以之哀日本人、
    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日
    本佛学研究虽称发达，而"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以佛学言，得十百人能从遗言索隐阐
    幽，不如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太虚尽管反对以西洋进化论方法亦即学界通行的哲学史
    、思想史的一般方法研究佛学，驳斥欧阳渐、吕澂、王恩洋等否定台贤、证伪《起信》，但
    并非反对佛学研究，而是积极提倡用他认为正确的方法研究佛学。太虚所谓正确的研究方法
    ，基本上是佛教传统的"解行相应"，而吸取科学归纳分析等方法，重在从弘扬佛法于全地
    球人类出发，探源于佛的经教，从经论中选取若干要中之要深切研究，博通融合一切经律论
    ，得圆满精密之胜解，依此胜解抉择各时域、各宗派佛法之流衍，组织建立应时契机的圆满
    佛学。太虚本人的著述演说，便是以这种方法研究佛学的成果。从直探佛陀本怀，总持全体
    佛法的胜解和契理契机的原则出发，太虚相当重视佛教与时代、社会的关系，对他认为"是
    流非源"的佛教诸宗诸派之学，及各时域中流传的佛教，皆持批判态度，既肯定其精华、优
    点，也揭露其偏失错讹和种种弊端，并不墨守一宗一派的传统。
    

　　太虚的学生印顺，虽然也从弘扬佛法、振兴佛教的立场出发，但其研究佛学的方法，与太
    虚颇为不同。印顺自称"以佛法研究佛法"，实际上他所采用的，基本上是学术界通行的思
    想史方法，他用这种方法探源于印度佛教，对中国佛教不符佛陀教旨的精神、义理、制度、
    习惯等作了相当深刻全面的批判，发展了人间佛教思想并为之建立经典依据，对促进中国佛
    教的转型、改革贡献重大，意义深远。面对日本学者等通过学术研究否定大乘经为佛说的挑
    战，印顺自觉作出回应，他用思想史的方法，溯大乘之源于原始佛教，论证佛世虽无大乘经
    ，却有菩萨道，大乘经乃后世的菩萨依据佛陀的精神所演绎，应看作是佛法，"佛法表现于
    佛陀的三业中，也表现于佛弟子的流行中"，大小乘经，"都是释尊的三业大用，显现在弟
    子的认识中，加以推演、抉择、摄取，成为时代意识而形成的。可以称为佛说，却不能说哪
    一章、哪一句是释尊亲说。"(《妙云集》下编之三《大乘是佛说》。)如此论证
    大乘是佛说，以理性考察回应学术挑战，自有维护大乘建立基础的作用，但也多少降低了大
    乘经的神圣性、权威性。尤其是他以思想史方法论证、斥责密法非佛法，说阿弥陀佛乃印度
    太阳神崇拜的转化，贬真常唯心论等，动摇了禅、净、密三宗的奠基石，难免招来非议。
    

　　据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一书所说，欧美日本通行的佛学研究方法，有文献学方法、
    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等，以文献学与哲学两大方法最为重要，堪称佛学研究
    的双轨。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从欧美日本及苏联学来，再结合以清代考据学方
    法。80年代以后，从西方又传来宗教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新的研究方法。学
    者们由世界观、专长、学养之不同，在研究方法上各有其特点。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主要采用思想史、史学、文献学方法，结合中国考据方法研究佛
    学，其代表性的人物，可举出胡适、陈垣、汤用彤三位。
    

　　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著称的胡适，将禅宗研究作为他以科学的精神和方
    法"整理国故"工作的一部分。他整理国故的出发点，是"为真理而求真理"、"再造文明
    "、对国故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态度"，"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
    东西"。(《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其禅宗研究当然也
    以此为原则，他用这种方法，在发掘敦煌文献整理《神会和尚遗集》、考证楞伽宗、菩提达
    摩、神会等方面获得重大成果，一些观点被学界所赞同采用。但他以《坛经》乃神会所造等
    断言，证据亦未必充分，因而遭到钱穆、印顺等学者的批评驳难。胡适对禅宗本质认识之偏
    颇肤浅及出言之武断，也使他的研究成果大为逊色。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佛教史研究，主要采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兼取西方史学方法，他
    关于佛教史的几本著作，史料丰富，搜逸勾隐，论断精审，态度客观公允，让史实说话，
    对佛教及佛教人物不以己意轻加褒贬。这使他的著述在学界和教界都甚具权威性，至今仍具
    重要学术价值，多次再版，几无人提出批评和异议。其《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
    二书，既为考据精审、具开拓性的史学著作，又借古讽今，深寓抗日救国之情意，与专为学
    术研究而作者颇有不同，殊为难得。
    

　　汤用彤将哲学、史学、文献学等多种近代学术研究方法与中国考据方法结合，用以研究佛
    学，他学贯中西，通晓梵、巴等文字，对佛学的特点有准确的把握因而深知治佛学之难。他
    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说：
    ?
    

　　"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操，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
    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
    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弘深。故
    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糟粕而已。"
    ?
    

　　汤氏此言，点明了佛学的特殊性质，主张研究佛学应同情佛教徒的信仰，对心性有所体会
    ，不能只是在文字上考证寻求。出于这种认识，汤氏的研究客观持平、严谨精细，因而完成
    了至今尚被学界、教界众口交誉的佛教史上乘学术著作。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50～8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的佛教学术研究，基本上都采用辩证唯
    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史学方法，代表人物有范文澜、侯外庐、任继愈等。
    范、侯二氏虽非专究佛学，但在他们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国思想通史》中，皆有专章
    论述佛教。他们基本上都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论断出发，认为佛教是起反动作用
    的东西，在哲学上属唯心主义，应予彻底批判，重在用阶级分析法，揭露佛教思想的经济基
    础及其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本质。其中，以范文澜态度最激烈，其《唐代佛教》指责"佛教
    在唐朝是社会的大祸害"，"实行阶级欺骗以达到阶级压迫、剥削的真目的。"
    80年代以后，大陆学者的佛学研究越来越趋向
    于客观公允，注意宗教政策和安定团结，吸收国外通行的、新出现的研究方法。
    

　　牟钟鉴在《研究宗教应持何等态度》
    一文中，以汤用彤为楷模，赞赏汤氏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其《跋》，
    "体现了一种近代学问大家的中正不倚的气度，他对佛教和佛教史相当熟悉，相当投入，他
    对真正有学问、有懿德嘉行的高僧大德怀有诚挚的敬意，从而能较切实地把握他们思想的真
    意和精要；同时他又不囿于佛教信仰，以开阔的视野和清醒的理性指点人物，评说历史，比
    较异同，不以门户划界，唯以是非立论，故能成就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性著作，使教外
    读者获得可靠的知识和多方面的启迪，使教内读者没有反感，愿意认真参阅，因而其学术生
    命广大长久。"(《佛教文化》1996年5期，第7页。)牟氏的这段话，代表了当代中国
    大陆很多中青年佛学研究者的理念。
    

　　实际上，即便是佛教信仰者，未必不能在佛学研究上贡献出学术生命广大长久、使教内
    外读者皆能受益的学术研究成果。20世纪教内外公认的两位成就最辉煌的佛学研究巨匠--
    吕澂和印顺，便都是佛教徒。能否研究好佛学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清醒的理性和客观持平的
    态度，而这，也是佛教所强调的学佛之要、般若精义。
    

　　佛教界的佛学研究，理应发扬传统，以解行相应的实验方法为主，同时吸取学界的科学方
    法，重视学界的研究成果，力求以极为客观冷静的态度，从全人类文化的广大视角，研究佛
    教的历史、教义、教制、文化等，直面佛教的缺陷和弊病，促进自身的建设和转型，特别应重视
    用科学的归纳分析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整理佛教的修持之道，总结古今修持经验。这是太
    虚曾提倡过的课题。
    但这一重要工作，佛教界至今尚未完成，直到今日，海峡两岸的众多佛学院，连一本篇幅
    适中、观点公允、思想有深度的中国佛教史教科书都拿不出来。佛学研究，当是21世纪的中国
    佛教界应予高度重视的事业。